方大姐在杭州做家政，她说从去年五月开始，派出所民警老是打电话给她，问她在不在，这样的问候，她觉得受不了。
方大姐：“本来这三年我都已经放下了，我真没想到事情又出现了，我真的有点受不了。我说你们老给我打电话，为什么呢，他说你这里有个案底啊，我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。”
方大姐住在三墩，给她打电话的是当地派出所民警。她说，从去年从五月开始，就接到过好几通这样的电话，今年又接到两次。方大姐说的案底，要从三年前说起。
那时她在下城区做家政，有个做了三年多的老客户，是个小姑娘。方大姐说，五月的一天，她照常过来搞卫生，客户出门去了，留她独自在家，两三个小时后，客户才回来，带了个小伙子。
方大姐 ：“那个东家就开始说了，她说之前我们不在了两万块钱，我说你不在了两万块钱，到底是什么时候不在的，她就说是星期一发现的，我前面周六到她家做过。”
方大姐说，听房东的意思，是怀疑她拿了家里的两万块钱。
方大姐：“她就把我带去里面房间的一个衣柜，当时进去的时候（衣柜）门是开着的，我搞卫生搞好以后那个门是关着的。衣服撩开真的是有很多钱，那我说这个钱也不是我拿的。”
方大姐说，当时她就提出跟客户一起去派出所接受调查，这时小伙说话了。
方大姐：“出了客厅之后，那个男的就说，你有没有带包呢，那我就把包包打开给你看，反正我没做见不得人的事，打开之后我人也傻了，我包包里面多了一叠钱出来。”
据说方大姐的包放在门口放鞋的位置，里面多出了3200块钱，上面还有客户做过的记号，方大姐说，客户咬定是她从衣柜里偷的。
方大姐：“（当时带你去房间里看衣柜的时候，是女主人，还是男的一起的）是女主人，男的没有去。（没进去是吧，当时在外面）当时在外面。”
方大姐说，自己是被栽赃的，客户的目的是为了讹她的钱。
方大姐 ：“她还说这样的，如果我拿出两万块钱，这个事就算了，我包包的3200块钱也就不说了，就不报警了，我说那怎么行呢。派出所反正隔了两个月，他就给我清白了。”
方大姐拿出了一些材料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上面写着“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”，终止侦查决定书上也写了“无犯罪事实”。方大姐认为，这些文件应该能证明清白了，她不明白为什么警方还是要找她。
杭州文晖派出所教导员 郑警官：“当时是对她进行取保候审，侦查了，因为说是证据不是很充分，检察院和法院认为不足以逮捕，所以基于这个原因，对她这个案子是进行终止侦查，但并不代表这个案子撤销掉，并不代表她这个人的嫌疑取消掉了。”
记者找当时办案的文晖派出所了解情况，警方表示，无犯罪事实不等于没有嫌疑。现在案子没破，方大姐的嫌疑还在。据了解，当时方大姐的口供发生过变化。
杭州文晖派出所教导员 郑警官 ：“笔录上面都是认可的，就是承认当时是拿了这3000多块钱，到了后来出去以后，她又改口供，然后又不承认这个事情了。”
方大姐这边解释，第一次做口供时承认，是因为想尽快取保候审，不耽误工作。警方表示，方大姐想消除盗窃嫌疑人的记录是不现实的，但也不必过分担心。
杭州文晖派出所教导员 郑警官 ：“这个案子我们也专门做过讨论了，对她这个情况，(只有）我们公安机关内部还是看得到，有时是因为工作需要，打电话问她在哪里怎么样，但对她日常生活不大会有什么影响。”
最后，虽然不知道到底谁哪一方在说谎，但保姆和雇主的矛盾一直存在，大多数的雇主无法和保姆处理好关系，目前，雇主和保姆关系的一个奇特之处，就在于支付了一定量的感情成本（像对待家人一样），替换了一部分应该支出的金钱。雇主对保姆的感情付出不仅太多，也非常不应该。雇主与保姆之间，应该多谈钱，多谈合同约定，少谈感情。非常可惜，现实中往往相反。
方大姐：“本来这三年我都已经放下了，我真没想到事情又出现了，我真的有点受不了。我说你们老给我打电话，为什么呢，他说你这里有个案底啊，我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。”
方大姐住在三墩，给她打电话的是当地派出所民警。她说，从去年从五月开始，就接到过好几通这样的电话，今年又接到两次。方大姐说的案底，要从三年前说起。
那时她在下城区做家政，有个做了三年多的老客户，是个小姑娘。方大姐说，五月的一天，她照常过来搞卫生，客户出门去了，留她独自在家，两三个小时后，客户才回来，带了个小伙子。
方大姐 ：“那个东家就开始说了，她说之前我们不在了两万块钱，我说你不在了两万块钱，到底是什么时候不在的，她就说是星期一发现的，我前面周六到她家做过。”
方大姐说，听房东的意思，是怀疑她拿了家里的两万块钱。
方大姐：“她就把我带去里面房间的一个衣柜，当时进去的时候（衣柜）门是开着的，我搞卫生搞好以后那个门是关着的。衣服撩开真的是有很多钱，那我说这个钱也不是我拿的。”
方大姐说，当时她就提出跟客户一起去派出所接受调查，这时小伙说话了。
方大姐：“出了客厅之后，那个男的就说，你有没有带包呢，那我就把包包打开给你看，反正我没做见不得人的事，打开之后我人也傻了，我包包里面多了一叠钱出来。”
据说方大姐的包放在门口放鞋的位置，里面多出了3200块钱，上面还有客户做过的记号，方大姐说，客户咬定是她从衣柜里偷的。
方大姐：“（当时带你去房间里看衣柜的时候，是女主人，还是男的一起的）是女主人，男的没有去。（没进去是吧，当时在外面）当时在外面。”
方大姐说，自己是被栽赃的，客户的目的是为了讹她的钱。
方大姐 ：“她还说这样的，如果我拿出两万块钱，这个事就算了，我包包的3200块钱也就不说了，就不报警了，我说那怎么行呢。派出所反正隔了两个月，他就给我清白了。”
方大姐拿出了一些材料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上面写着“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”，终止侦查决定书上也写了“无犯罪事实”。方大姐认为，这些文件应该能证明清白了，她不明白为什么警方还是要找她。
杭州文晖派出所教导员 郑警官：“当时是对她进行取保候审，侦查了，因为说是证据不是很充分，检察院和法院认为不足以逮捕，所以基于这个原因，对她这个案子是进行终止侦查，但并不代表这个案子撤销掉，并不代表她这个人的嫌疑取消掉了。”
记者找当时办案的文晖派出所了解情况，警方表示，无犯罪事实不等于没有嫌疑。现在案子没破，方大姐的嫌疑还在。据了解，当时方大姐的口供发生过变化。
杭州文晖派出所教导员 郑警官 ：“笔录上面都是认可的，就是承认当时是拿了这3000多块钱，到了后来出去以后，她又改口供，然后又不承认这个事情了。”
方大姐这边解释，第一次做口供时承认，是因为想尽快取保候审，不耽误工作。警方表示，方大姐想消除盗窃嫌疑人的记录是不现实的，但也不必过分担心。
杭州文晖派出所教导员 郑警官 ：“这个案子我们也专门做过讨论了，对她这个情况，(只有）我们公安机关内部还是看得到，有时是因为工作需要，打电话问她在哪里怎么样，但对她日常生活不大会有什么影响。”
最后，虽然不知道到底谁哪一方在说谎，但保姆和雇主的矛盾一直存在，大多数的雇主无法和保姆处理好关系，目前，雇主和保姆关系的一个奇特之处，就在于支付了一定量的感情成本（像对待家人一样），替换了一部分应该支出的金钱。雇主对保姆的感情付出不仅太多，也非常不应该。雇主与保姆之间，应该多谈钱，多谈合同约定，少谈感情。非常可惜，现实中往往相反。